朱笔在奏折末尾重重批下：“罪证确凿，当以极刑儆众，昭告天下，以慰忠魂。”

大理寺卿卫诵接到刑部移交的案卷时，特意屏退左右，在值房内闭门复核三日。他戴着老花镜，指尖抚过泛黄的卷宗边缘，当翻到李嵩构陷大同卫副将张勇的部分时，猛地停住了动作。卷宗里夹着一封伪造的鞑靼可汗“招降信”，信上的可汗印鉴粗糙不堪，而落款处的兵部印鉴，竟与当年失窃的半枚兵部副印一模一样——那半枚印鉴还是魏党倒台后，玄夜卫在李嵩府中密道里搜出的。“用心何其歹毒！”卫诵气得将案上的镇纸拍得震天响，这哪里是构陷一人，分明是要借鞑靼之手削弱大吴边防。

“此二人贪腐百万两白银尚在其次，更可恨者是动摇国本、构陷忠良！”卫诵将复核奏折连同张勇家属的申诉状一同呈给萧燊，奏折里详细列明了李、王二人的罪证链条，从收受钱财到伪造文书，再到买通狱卒篡改供词，环环相扣。申诉状是张勇年仅八岁的幼子写的，字迹歪歪扭扭，却清晰写着“父亲被抓走后，娘就不笑了，最后躺在草席上不动了”。萧燊捏着那张薄薄的纸，指腹抚过“娘”字上的泪痕印，眼圈瞬间泛红，他握紧拳头，指节泛白，在奏折空白处写下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不诛不足以安军心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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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让天下人都看清奸佞的真面目，萧燊令中书舍人任瑶阶亲自草拟告示，要求“字字写实，不增不减”。任瑶阶领命后，将李、王二人的罪行归纳为“贪墨军饷、伪造罪证、通党乱政、构陷忠良、欺压百姓”五桩大罪，每桩罪名下都附带着具体的时间、地点与证人，甚至标注了玄夜卫查抄的赃物清单。告示写好后，用丈许宽的黄纸誊写，张贴在京城各城门楼、闹市街口，连玄夜卫的巡逻兵都随身携带小册子，遇到不识字的百姓便当场宣读。告示末尾明确定下“三日后于西市行刑，许官民观瞻”，消息一出，京城百姓奔走相告。

消息像长了翅膀般传遍京城的大街小巷，百姓无不拍手称快。二十年前张勇戍守大同卫时，曾在鞑靼入侵时护送数千百姓撤入城内，其中不少人如今仍在京城定居。一位白发老妪拄着拐杖来到城门楼前，看着告示上“李嵩”二字，气得用拐杖直戳地面：“就是这个奸臣害了张将军！当年若不是张将军，我这把老骨头早喂狼了！”百姓们自发组织起来，有的扎制“除奸安良”的牌匾，有的准备在行刑当日燃放鞭炮，还有的工匠连夜雕刻张勇的木像，要摆在刑场旁，让忠良亲眼看着奸佞伏法。

边关的消息传递虽慢，但玄夜卫的飞鸽传书只用了一日便将告示内容送到北疆诸卫。赵烈接到密信时，正在烽火台巡查，他站在寒风中读完密信，猛地将拳头砸在烽火台的青砖上，震得指缝渗血。当晚他便写下密折，借着烛火一笔一划地写道：“陛下为蒙冤将士昭雪，斩奸佞以正纲纪，边军将士无不感佩涕零。臣与张将军同袍十载，今日终见天日，愿率大同卫全体将士，誓死效忠陛下，守好大吴北疆！”密折的字迹因激动而有些颤抖，末尾的签名却力透纸背，他亲自将密折绑在玄夜卫的信鸽腿上，看着鸽子消失在夜色中才转身离去。

行刑前一日，萧燊在御书房亲拟谕旨，内侍用狼毫大笔誊写在红绸上，悬挂于西市刑场中央的高杆上。“朕治奸佞，非为泄愤，实为明法正纲——凡害国害民、乱政欺君者，纵有皇亲国戚为其说情，纵有千般借口狡辩，亦难逃律法制裁！”谕旨下方，用蝇头小楷详细罗列着李、王二人的罪证摘要，玄夜卫特意安排了十名识字的校尉在旁值守，随时为围观百姓讲解。萧燊看着谕旨的抄本，对身旁的孟承绪道：“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在大吴，律法面前无特权。”

他同时下旨：将李嵩、王怀安的家产尽数抄没，除留存三万两白银补偿张勇等受